高尔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不是那些什么《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之类的充满意识形态,刻意按照意识形态塑造人物的作品,托尔斯泰晚年也不喜欢他这类作品,批评过他,他一生最重要,最特别的,到今天都让人好奇来阅读的就是这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部作品把他带到了一生作为一个人的最高峰

    高尔基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发表这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也是让人很奇怪的。他认为俄国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是对布尔什维克不择手段的滥用暴力和对待文化遗产及科学家等问题上,与掌权者不断发生冲突。为了保护国家图书馆,避免他们销毁不符合他们政治口味的图书,高尔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甚至以自己放弃苏俄国籍来要挟。

  他说他憎恨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布尔什维克,他给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写信,问他契卡干了多少龌龊的勾当,他那时候根本不把他们当成同道,用的都是蔑视的第三人称称呼,托洛茨基说,这个时候的高尔基和“反革命”没什么两样。1919年,列宁在给季洛维也夫的信中说:“高尔基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托洛茨基说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的哀号渗透着“猥琐庸俗的偏见”;斯大林则说1917年办《新生活报》的高尔基是一具“政治僵尸”。

这个时候的高尔基想起了自己几年前骂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映射革命痞子斯塔罗夫金们的巨作,如今激发了高尔基强烈的共鸣。这不得不让评论家们感叹,同样是这部剧目,同样是高尔基,5年前的强烈抵制和5年后的高调赞同,是什么原因让他发生了如此180度的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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