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九一八事变和攻击长城，日本占领了我们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相当于日本领土的3.5倍。这沃野千里的大陆黑土地，是日本人自愚昧开化以来，从没敢想过的。如是，就开始着手向东北移民，以图永久占领。日本的移民，可不是我们古代迁移耕作的平民百姓，而是由军部实施，由日本退役或预备役军人组成的带武装的集团。计划用20年时间移民500万人，让日本人占到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一，从而建立以日本人为社会上层的“日本秩序”。移民的土地，则是以没收、强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掠夺中国农民的土地。日本称为开拓团。而沦陷区的国人，只能在日军枪口下过朝不保夕的生活。
这些开拓团，实际就是日军的据点和后勤基地，还能为消耗的日军提供兵源，实现他们以战养战的目的。此时的关东军在进攻黑龙江和长城后，已经元气大伤，无力挑衅，所以主要在东北搞移民和地方控制。
1934年10月，书生呆气的博古和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在领导团队中错误的排挤理性的毛泽东，打击务实的邓小平等一批干部，僵化的进行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长征。
而日本人在中国，武的来不了，就来文的。1935年5月，又开始在河北挑事，指责中国军队破坏《塘沽协定》（见日本是如何一步步侵略中国（伪满洲国和日本首相被刺）），用武力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何梅协定》，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禁止一切反日活动，并撤换华北爱国不屈服的军政负责人 。接着就通过汉奸策动华北各省脱离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史称华北事变。
长城抗战中一战成名的29军，借北平空虚，需要军队维持治安的时机，进驻北平天津一带。因为他们是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日本人觉得可以分化利用。而蒋介石觉得华北这么一大块地盘，不能白白让给日本人。所以阴差阳错的，让华北的心脏地带有了中国军队，这也是我们在华北最后的筹码！
早在1934年12月，借助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日本海军部授意首席代表山本五十六扰乱会议进程，让会议毫无成果，趁机退出海军军备条约。随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扩充海军，怪兽终于挣脱了铁链！
1935年8月12日上午，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陆军的三号人物）永田铁山在办公室内，被强行闯入的陆军中佐相泽三郎用刀砍死，将日本军方内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之争推到台前。
永田铁山被誉为日本陆军第一大脑，他提出的意见使日本建立国家动员体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开拓者，是九一八事变的幕后推动者。策划华北自治，也是他的指示。在日本陆军中极具影响力，同时也是统制派掌门人。
统制派就是日本圈子文化中的一个圈子，主张通过上而下的合法途径建立军部独裁。具体扩张计划是先占领中国，再对付美苏。由中高层军官组成，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
而另一圈子皇道派，主张通过武力政变方式，实行军部独裁。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对外扩张要先攻打苏联。由青壮派军官组成，大部分是贫民出身的底层军官。他们认为日本民生这么难，是天皇被官僚蛊惑，应该清君侧，打倒贵族和大资本家，实现天皇亲政。
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疯狂扩张的法西斯分子，差异只是在实现侵略目标的具体方法上。一个是高阶的，稳健些；一个是底层的，比较冒进大胆。但即便如此，两派人抓住机会就打压对方。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长，有人事任免权。一上任就将皇道派的掌门人真崎甚三郎罢免，其他的则降职或外派，毫不手软，这才招来杀身之祸。
这点分歧，就能动用物理毁灭手段，只能说当时的日本人嗜杀成性。
统制派的掌门人被杀，随后引来更多针对的皇道派的打压。终于，在1936年2月26日1500多名日本皇道派士兵开始“清君侧”，就是“二二六兵变”。
包括日本内阁大臣（天皇的大秘书）、陆军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相当于财长），一系列要员都给杀了。侍从长（掌管禁军）重伤后被救活，首相冈田启介戏剧性地逃过刺杀。作为最支持政党政治的西园寺公望，就是他们眼中官僚反动派的代表，但他是明治维新以来仅存的一位元老，享有很高的威望，领命刺杀的士兵最后没有下手。
刺杀财阀、官僚之后，兵变军官们向天皇提出了一揽子要求，就是他们称为昭和维新的内容。但他们还有个疏忽，此时才让平时来往密切的雍仁来东京。
雍仁是比裕仁小一岁的弟弟，相比沉默稳重的大哥，这个弟弟精力充沛，爱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比赛，被称为“体育王子”，在民间很受欢迎，自带流量，甚至出现让他接替裕仁皇位的呼声，思想上倾向皇道派的主张。可见，是一位让天皇不放心的弟弟。
而裕仁是什么态度呢？皇道派要求天皇亲政，这不是为天皇争取权力吗！但裕仁很清醒，没有根基的权力是抓不住的，最后自己会成为祖辈那样的傀儡（见日本是如何一步步侵略中国（二）），而且被杀的都是他倚重的重臣。所以兵变爆发后，裕仁斥责他们“有伤国体的精华”，是“胡作非为”。刚开始陆军高层还处于观望状态，不想动手镇压。毕竟都是自己人，这几年打打杀杀，最后啥事没有的事例太多了。但裕仁态度坚决，特别是得知雍仁在这关键时候赶来东京，赶紧派人去拦截，以免和皇道派汇合，弄出第二个天皇出来，并一再催促军部动手镇压。
天皇的态度让一腔热血的皇道派兵官们阵脚大乱，如果继续对抗，就完全是乱兵……士气消沉后，很多士兵脱离了叛军，军官们最后被拘捕，二二六兵变就这样被解决。
上文提到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他马上就要谢幕了，鉴于他之前的影响太大，这里要讲一讲。
明治维新时，日本有样学样，也想搞西方的内阁政治。但地方实力派的藩阀们，害怕内阁脱离掌控，就特别设计出“元老”这一凌驾内阁之上的组织。所谓元老，独立于政府之外、内阁之上，对内阁的任何决策都有权指手画脚。当然，元老也来自他们藩阀势力。
他们是处于半隐退状态的资深政治家，是政府的最高首脑。日本首相基本上由元老们轮流担任或推荐他们中意的人担任。重大事件发生时，是天皇的高级顾问，也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
随着其他元老们老去，西园寺公望成了最后一个元老，1923-1936年的日本首相都是由他推荐的。元老们都有一个学习西方列强的初心，所以他们支持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这无意中成了压制军部急速膨胀的最后一道门。
但二二六兵变后，这道门也不大管用了。维持日本政治平衡的三方势力是军方，内阁文官和天皇，但平衡已经被打破。首先是军方统制派利用事变后的审判，将皇道派上上下下都清洗了一遍，再也无人和他们争吵了，军方力量得到集中和加强。而裕仁天皇通过统制派中的亲信军官（也叫军刀组，又一个小圈子）控制了军队，完成了中央集权，便将元老晾到一边。再加上西园寺公望当时已经86岁，精力不济，以他为代表的文官渐渐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裕仁天皇终于完成了他们家族一千年来没有实现的中央集权，带着这群一腔蛮勇的军人，驾驭日本这台战争机器，但他们拔掉了刹车装置，也去掉了保险装置，马力全开往前冲。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兵变的19名叛军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后面，日本再也没有所谓的下克上现象了。所以有个厚黑的说法，下克上，都是裕仁在背后怂恿的。因为这些底层军官大多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各种刺杀和挑战上级的行为，最后都没受到什么惩罚。等天皇的障碍被清除了，掌控了军队和国家权力，他就将口子一收，下克上现象就消失了。
皇道派发动兵变所追求的，军部独裁和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失败身死后，反而得以实现，简直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政策，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所有人团结起来，不要内战，要一致抗日。同年，刚长征到陕北2个月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提出不要“左”倾关门主义，要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反蒋抗日”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由此掀起了广大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
在统一战线影响下，当时驻防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的主张。十年的内战基本结束了，这是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有限的战争资源，终于可以用来抵御日本侵略者。
而日本方面，在1936年6月，裕仁顺势推出了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准备的扩军计划《帝国国防方针》，并于8月7日，日本会议通过《国策基准》，确定了以全面进攻中国的大陆政策，以苏联为对手的北进政策，以美英为对手的南进政策为国策。至此，完成了国家组织上的改造和动员。
此时的国际局势风起云涌，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出兵莱茵非军事区，直接撕毁《凡尔赛和约》。而被一战打疼的英法，都采取了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只是天天祷告德国赶快去攻击苏联。这使日本高层相信即使他们去攻占华北、华中甚至华南，西方列强也不会直接出面干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并利用共同的假想敌苏联，于1936年11月与德国结盟。
西安事变发生时，日本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希望引起中国更大的内乱，最终在共产党的斡旋下，实现国共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趋于强硬。日本则加快了侵略步伐，参谋本部提出要对中国“给予致命的痛击”。随后根据《辛丑条约》而来的华北驻屯军得到大量增兵（见日本是如何一步步侵略中国（四）），驻屯兵司令官升格为天皇直接任命，据《申报》刊载的《华北日驻军调查》显示：日军在半年的时间内，兵力1700余人激增至14000人以上。随着兵力的增多，日军气焰愈发嚣张，各级军士毫无顾忌的求战，堂而皇之在华北当地进行演习和模拟攻城，华北一时战争阴云密布。
山雨欲来风满楼！
（未完待续）
参考：《日本史》《日本开拓团真相》《伪满洲国史新编》《论西园寺公望》《天皇制与近代日本政治》《日本近代史》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