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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洞见报告，ID：dongjianbaogao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土地收入高达8.71万亿。
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骤降至6.68万亿，同比大跌31.4%。再到2023年，这个数字仅是5.8万亿元，跌破6万亿大关，相比2021年高点的8.7万亿元少了2.9万亿，差不多是2023年全部财政收入的10%。有人说，这个占比虽然不低，但不至于让全国财政陷入“无钱可用”的困境之中。河南某县因财政困难，连公交司机的工资都难以支付，导致公交全面停运；四川某县，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不惜将5A景区的30年经营权以17亿的价格出售；山东某县更是出现“卖罚单”的荒诞现象，货车司机只要预缴罚款，就能在一定时间内免受超载、超高等处罚的困扰；而四川另一县，则一次性将学校、事业单位和国资公司的食堂经营权全部出售。这些并非个案，全国范围内，大量县城财政正面临严峻考验，负债率超乎想象。经济形势的严峻是首要原因。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许多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导致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大幅减少。此外，企业复苏压力巨大，留抵退税额度剧增，也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的紧张状况。曾经的疫情投入也是导致地方财政紧张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疫情，各地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防疫工作，这无疑增加了财政负担。而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也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然而，最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楼市成交的持续低迷。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拍卖收入的减少直接导致了许多地方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诸如恒大、金辉、佳兆业等多家房地产公司暴雷，再加上土地成交金额同比急剧下降，这对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相信有不少地方的公务员和教师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这绝非单单是楼市不景气所致。事实上，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城市，在经济结构单一、产业薄弱的情况下，一旦楼市遇冷，便会出现财政困境。真正的城市繁荣，应基于产业兴旺、人口增长和多元化发展，而非单纯依赖土地出让。楼市低迷的背后，是民众对楼市安全感的丧失。大范围的烂尾楼和延期交付事件，让购房者的财富缩水，也让未来收益预期变得极不稳定。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影响了购房决策，更在深层次上动摇了市场的信心。这种信心的丧失，如同一场蝴蝶效应，开始在经济领域中四散蔓延，将下游一个又一个环节推倒。新房滞销叠加资金监管的双重压力，使得许多开发企业的现金流濒临崩溃。房地产投资和开发的萎缩，直接导致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丧失殆尽。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用已经跌入负值，这是自1992年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地方政府的广义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即所谓的土地财政。然而，在开发商集体摆烂、土地出让全面滞销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下行又使得税收增长陷入瓶颈，一般公共预算难以对冲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减少。面对这样的困境，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一些地方开始尝试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压缩政府开支等方式来填补财政漏洞；一些地方则开始加大罚款力度，甚至出现了向个体户开刀的荒诞现象。然而，这些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困境。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而应该注重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和投资。现在这些地方政府就像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既要还债又要过日子，还要想办法搞发展。有人提醒，城投基本上就是各地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可以救政府于水火之中。但此时此刻，城投公司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其支柱在于地方政府的信任背书，但如今中小城市债务高企，城投公司也在艰难负重中。据统计，整个城投债规模已高达15.38万亿，其中2024年城投债到期规模较大，约为6万亿，占存量城投债约39%。而其中河南、湖南、江西、江苏、山东、浙江均有较多地市2024年城投债到期绝对规模及相对占比均较高，其中景德镇、昆明、咸阳、商丘、周口、宿迁、许昌、青岛、黄石等地市2024年城投债到期规模及占区域存量城投债比较高，均超过50%。按照现如今的经济体量和表现，相信一场城投违约大潮或已在路上。欢迎关注IT高管会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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