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堪称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轴心时代”，无数互联网大佬在这个年代出生，并将星光闪耀：四个人，相差不过两年。如果将时间尺度拓宽到十年，还可以发现，像马云（1964年）、周鸿祎（1970年）、张朝阳（1964年）这些激情燃烧的互联网创业家，岁数基本都相差不大。著名军事家李云龙先生，曾在自己的毕业论文有一个论断：“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马化腾等人的扎堆出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T. Gladwell）的《异类》，从社会学的视角给出了解答。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观看冰球比赛。比赛间隙，他拿起赛事宣传册，津津有味地看起每个队员的名单，仿佛苹果砸中牛顿一样，这份名单也让他灵光一闪。比赛结束后，心理学家匆匆回到家，尽可能地收集了全国职业冰球选手的信息，他发现：生于1月的球员远多于生于其他月份的球员；
排在第2位的月份是哪月？2月。
第3位的呢？3月。
随着样本量增大，心理学家有充足的证据得出结论：40%的球员出生在1月到3月，30%的球员生在4月到6月，20%生在7月到9月，最后的10%生在10月到12月——这一规律最终决定了加拿大顶级冰球队的队员构成。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真的是生辰八字，或者十二星座的玄学在主导着一切？答案其实很简单：加拿大的国家级冰球教练，在挑选小孩子进行专业培训时，会考察9-10岁儿童的体格和肌肉协调性。而同龄人中，出生在1月份和2月份的孩子，由于年长几个月，生理发育更为成熟，更有优势入选职业赛队。一旦一个小选手被国家级教练选中，很快就会拥有更好的训练环境，更出色的队友，每个赛季能比一般选手多参加一倍到两倍的比赛。经年累月，优秀教练的辅导和大量高强度的训练开始显现，这批年轻人更容易进入职业青年队，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冰球队员的成长经历，在教育、职场和方方面面都不断在重演。因年龄、状态或某个契机而显现的微弱优势，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最终引导孩子走向成功或不成功，自信或不自信的轨道中，其影响会延申许多年。大部分国家都忽视了这种集腋成裘的“马太效应”，只有丹麦例外。丹麦的教育政策明确规定，必须等到学生满10岁以后才能将他们按能力分组。他们希望等到年龄的生理差异淡化后，再区分学生的能力高低。 行文至此，《异类》的结论便呼之欲出了：所谓“异类”都是某种独特机遇的受惠者。幸运的机遇对于软件业亿万富翁、摇滚巨星和体育明星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规律。有大量佐证可以证明这个结论，比如作者调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名单，名单里既有国王、法老，也有巴菲特这样当代的亿万富翁。75人里，有14人都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并且出生日期相差不到9年。原因显而易见。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其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序曲正在奏响。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你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无法把握住时代的大好机遇；而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你的年龄就太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处在内战之前的模式。而恰恰是那短短9年间出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如果他出生的太早，可能就会早早毕业，到IBM这样的大厂上班，收入很高、生活不错，但不会参与到PC革命的浪潮中，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他出生得更早，意识还属于上个时代，买房、结婚、养娃，已经沦为中年社畜，绝不可能不切实际地买个人电脑；如果他出生得太晚，PC革命爆发的时候还上高中，即使想尽早入电脑这一行，也有心无力，所以，1958年以后出生的人也被排除了。换个说法是，这个人需要年龄足够赶上PC产业革命（1975年），但又不至于太老，老到错过时机，换到出生年份就是1954年到1955年。不止盖茨本人，和盖茨共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出生在1953年，史蒂夫·鲍尔默出生在1956年，年龄几乎没有差别。顺带一提，和盖茨齐名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出生在1955年，和盖茨同岁。中国的PC互联网创业者，自然而然也存在这种“巧合”。马化腾、雷军、丁磊、李彦宏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而互联网在国内兴起之时，正是这群人大学毕业两年左右。后来到了2014年，4G时代的商业模式红利与互联网红利的叠加，裂变出很多新的应用空间和商业机遇，抖音、快手、滴滴、美团、B站等移动互联网产品乘风而上，张一鸣（1983年）、王兴（1979年）、程维（1983年）、宿华（1982年）、陈睿（1979年）等新一代互联网创业者进入主流视野。已故的经济学家周金涛有著名的“康波论”，在经济运行中，每50-60年是一个循环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回升四个阶段，这个周期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味为转移的。大多数人都能赶上一次康波周期，如果生逢其时，在风华正茂时赶上产业的大爆发，那便是一段“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的佳话了。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运固然是成功的一部分，但倘若以此为遁词，躺平摆烂，就不太可取了。2010年，雷军曾说过一句话“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这句话被很多投机主义者奉为至理名言。十年后，雷军在自己的传记中澄清：……“风口上的猪”这句话的主语是猪，本意是说在进入新领域、寻找新机会时，放低姿态，虚心学习，既要埋头苦干，也要把握时机，顺势而为。“这个猪，指的是我们自己”，我都把自己比喻成猪了，姿态低到底了，谁还能击败一个躺在地板上的人呢？况且，即便狂风在前，一头猪也不是能轻易飞上天的。
说到底，还是那位长者总结的最为精辟：一个人的命运啊，既要考虑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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