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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现在的目标改为“共同富裕”,而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改变目前只注重GDP增长的低投资、高收益的模式。

第四个原因是,大陆对于向全民发的看法相对消极。

向全民发的做法不仅在香港、,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舆论往往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应对经济的无奈之举,只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而且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好,因为“给全体公民发就等于不付”。因为政府的是老百姓的税收来的,就像老百姓的分给老百姓一样,羊毛出自羊身上。

货币的扩散还有一个西方经济理论的支撑,那就是“QE为民”(中文译为“量化宽松为民”)。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得者弗里德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

量化宽松是当一个国家经济不景气时,通过降低利率和印更多钞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方式。对民众的量化宽松,是指以民众生活水平为锚定的货币注入,让民众享有直接分配货币的权利。

简单来说,就是给大家寄。

弗里德曼还建议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推出“直升机撒”模式,以随机方式分配财富。这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存,大家都认为汇款没有效果,因为直接存不花。

所以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又是一个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通过降低利率来鼓励投资、开展基建项目、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式,俗称“就业救济”,我就是遵循这个模式。

但这种模式已经运行多年,有一个弊端,就是花后直接惠及大众的人并不多。而且,“以工救市”模式周期长,短期内刺激消费效果不佳。

当然,大局不是我们普通人能评论的,国家一定是在玩大。相比于我这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今天喝酒就醉了的人,我自然希望直接把转过去。

很惭愧,我是一个很肤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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