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鸿长篇小说《过关》(深圳出版社),京东、当当网及线下书城在售

有位女士读者说:读了《过关》,理解了梅姨和张教授的故事,我又相信爱情了!

在长篇小说《过关》里,香港老头张教授是个特殊的存在——他决定了这段跨境“黄昏恋”的传奇性,也决定了这段爱情故事的不同凡响。一个是香港学者、读书人,一个是深圳的“扫地阿姨”,两个貌似不可能的人,却水到渠成般“拉埋天窗”。

文学的奇妙在于,诸多世俗生活中看似不太合理的事情,在小说里却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

《过关》还没动笔,我的构思里先已有了“香港老头”这个铁定的人物,必须有这个人,才有后面的故事。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工厂老板?货柜车司机?还是普通的退休工薪人员?政府职员?

动笔之际,这些形象都被我一一否定,我需要一个浪漫得起来,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的老者形象,只有这个人,才配得上小说的爱情部分。

于是,有了张教授这个人物的出现。

有人问,张教授有无对应的原型?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

我们的小说写作,常常需要一个熟悉的“原型”来参照,做模型。这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个靠谱的现实原型,可以使小说的形象扎根更稳。当然,不是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许多创造力超强的作家,是根本不需要的。

罗湖口岸,《过关》中张教授平常通关处

在深圳生活二十多年,虽然没有过于深度的关联,但还是认识一些香港人士,尽管大部分都渐渐失去了联系。一位曾经有过学术活动交集的研究员L老师,就是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们还一起去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开过研讨会。

L老师文弱儒雅,他不是我们内地理解的那种高职称,高职位,吃皇粮拿经费的专家,而是“自带干粮”的纯民间学者。他喜欢来罗湖书城看书、买书。我们那次去内地开会,回程时一起到机场,他乘坐的是晚一点回深圳的航班,进了候机楼,他并没有和我一起坐下来聊天候机,而是拖着行李箱,一个个书店去逛。那时,机场的书店还挺兴旺,许多大中型机场,开着三几家书店是正常的,如经纬书店、中信书店等等。最后一次见L老师,是在深南大道上,他逛了罗湖书城出来,背着双肩包——正是这个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可以说,“张教授”背上的,就是L老师的双肩包。但是,张教授不是L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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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四十余年来,深圳香港双城高频融汇,在深圳,对于香港人,人们的印象褒贬不一。尤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总觉得在深圳的香港人,都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都是沾花惹草的,是来泡妞的。实际上,这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片面印象。在深圳、在东莞,在珠三角工作创业的香港人,绝大部分也是蛮拼的,属于烟火人间的普通人。他们从香港来到内地,分布于各行各业,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内地人融为一体——这就是《过关》的叙事背景。我所希望的“张教授”,必须是一个非常接近这种普通人群,又不拘泥于世俗羁绊的人。

所以,他能与黄贝岭村扫地的梅姨“一见如故”,能在她的身上发现旧爱的痕迹,却也有新的向往,能与这个完全处于底层的女性建立默契,他们没有太多的心机角逐、试探,而是一开始就投入对彼此的强烈兴致与认同,他们彼此迷恋一个又一个发现和被发现的个人细节,他们甚至都忽略了自己的年龄——也许,按照“情感小说”的规律,至少要设置一些曲折,一些必要的起伏跌宕,比如双方子女的反对与接受过程,两人磨合中出现的一些冲突等等,而我没有那样刻意去设计和解决,而是着重于他们两人专注而投入的交往,他们热烈但是不夸张,含蓄却不刻意。其实我自己也相信,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要经过曲折考验、磨砺,才会令人信服。

张教授和这个叫李改梅的湖南女子,就是这样。

但愿读者们读了《过关》,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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