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老师反驳秦晖老师的逻辑是:
1制度包括在狭义文化中;
2制度不是理想观念,而是规则博弈形成的;
3关注书面的制度(理论),不如关注博弈中人性的合作,尤其是规模大的文化共同体。
这些理念我基本上都是不认同的。

比如他举例陈炯明:
“你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你搞自治,你搞什么搞?这是演化博弈论的力量,这是本能观念的力量。你有再多的那些书面的理想观念都没有用。”
他这个“行为规则而不是价值观是文化的根本”的推导才是非常危险的,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现实合理性面前没什么是一定正确的),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王败寇强者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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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之​春》

用行为博弈规则来定义文化的演变,且认为制度等同于规则,而并无信仰的根基,是狭隘和短视的。
​南北韩是很好的例子:从地缘政治看,他们是大集团的兵和卒,只是不断重复博弈规则;从内部看,南方是现代契约的“一报还一报”,北方是利益最大固化的剥削和背叛。
​那么哪个制度有广义的文化进化的持续性,是一目了然的。

​但方文将之又推导至大国,强调博弈规模和强力核心,就背离了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规模的狭隘。冷战铁幕下的苏东共同体不可谓不大不强,而垮塌迅猛亦始料未及。多极演进的现代社会,任何单极的规模都不是决定性的;
​二是历史的短视。为现实规则做制度合理性的注脚,是功利的,意即与预期回报合作,而认为推进制度变革没有未来。同时自然也就忽视了制度的信仰根基实为其文化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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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

其实,秦晖老师的一篇讲演稿刚好曾一针见血指出了这样一种骑墙学术与策论的“伪竞争”(伪博弈):秦晖:学术逻辑与策士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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