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为什么这德行

穷人出本书认定这人不甘寂寞，不守本分；名人说两句闲话就认定这人是装孙子，没话找话；媒体报道某人某事就说是炒作；导演拍部片子，卖钱了是傻子，不卖钱还是傻子。

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这人目的就是他正在干的这件事，一定要去打探、猜他后面的真正动机。其实自己想象力也有限，猜来猜去，无非是“名利”二字，某人想钱想疯了，某人想出名想疯了，得出这个结论，自己也踏实了，觉得把人家看穿了，进而把纷纭世相也看破了，如同小孩子问人吃的饭都到哪里去了，一定要追到厕所，追到粪坑，欣开粪井盖子看到鸡鸭鱼肉化作一池粪便，才算满足了求知欲。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苦大仇深？谁怎么你了？小时候遭了什么罪，为什么对一切都透出这么一股狠劲儿？

还真问住我了。我确实是没饿过肚子，没挨过暴打，想干嘛干嘛，一辈子净占便宜了，按一报还一报的古义，我应该感恩，施舍，到处说拜年话，见谁都笑眯眯，为来世垫砖铺路，当大善人才对。

想来想去是本性，本能，本人的德性。我是人，追名逐利的人，因而所有人都是追名逐利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好人，而且被再三证明，于是十分失意地接受了现实。这时能多少对自己有些抚慰，不至于因此不爱活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同一逻辑逆推：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我是人，所以我只能不是好人。这么想显得事情有商量，一切都先天的，与人格品质无关的，不是不想当好人，是当不成，甚至可以把这归为人性，这样才算全乎人儿，好人才没人性呢！

实际上是自己先预备了答案，再去套所有人，非要列出和自己答案相等的算式，否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不说自己比别人优越吧，起码不比别人更坏——千万别有例外。

这么想惯了，好好的便眼露凶光，谁也没招你谁也没惹你就觉得已经被人严重对不起了。

这听上去像自我批评，准备改，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没一个好东西，怎么想别人也不过分。

所有自夸的、自以为正确的、在外招摇的，都是暗中夹带自己私利的，必须有人出来给他们添点恶心，别让他们觉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方便宜现多大眼，这不是洒狗血，是行使自然规律。

应该立法，取消所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造成一种共识：公众人物，即是供公众嚼舌头的人物。这样，就剩下无耻之徒了，起码可以少一些爱得了便宜卖乖的假正经。

我在北京的胡同区住了近十年，老实讲胡同可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

1970年我家从西郊搬到东城朝内北小街仓南胡同5号。

那时我十岁。城里随处可见的赤贫现象令我感到触目惊心。在此之前，“城里”的概念对我前言就是“西单”“王府井”这样的商业街。

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向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

我在东门仓小学上学时，每逢开学都是尴尬的日子。班里很多同学都交不起两块五的学杂费。

老师宣布没交学费的同学站起来，班里就会呼啦啦站起一片，个个面有愧色。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是我们班班长，学习一般，表现积极。他父亲是个木匠，一个月挣三十五元钱，而他家七口人，平均每人月生活费只五元钱。当时北京所谓贫困线是人均每月十二元。我去过他家，一间屋半间炕，他妈怀里还奶着孩子，恶声恶气地骂人，整个一幅旧社会的生活写真。所以这位“班长”在班里威信扫地。

住在胡同里的同学家里大都生活困难，三代同堂，没有卫生设备，一个大杂院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房间里是泥地，铺红砖就算奢侈的了。

七十年代是暴雨倾盆的年代，北京城西高东低。每逢雨季，大雨便会泡塌一些房子，我上学路过这些倒了山墙的房子，看到墙的断面竟无一块整砖，都是半拉碎砖和泥砌的。1976年大地震北京塌了几万间房，百分之百是胡同里的房子。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快乐可言？

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大姑娘小媳妇横立街头拍腿大骂，污言秽语滔滔不绝。赤膊小子玩交练拳，上学时书包里也装着菜刀，动辄板砖横飞，刀棍加身。

毫不夸张地说，那一带每条胡同的每座街门里都有服刑的半大小子。据说“朝阳门城根儿”解放前就是治安重点区，可说是有着“光荣传统”。很多同学从他爸爸起就是“顽主”，玩了几十年。一打架全家出动，当妈的在家烙饼、煮红皮鸡蛋。

这样的胡同大概也就在路过的洋人、悲天悯人的文化闲汉眼中有一种文化味道。天知道有几个北京人是打大宅门里出身的。咱别给世界一误会，好像咱北京人过去住得有多么讲究、多么趣味盎然。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住一辈子监狱的人回忆监狱生活也少不了廉价温馨，你不能真觉得监狱生活是人过的日子。狱卒的回忆更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