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日记(32—为什么感觉干部提拔错了)

32.为什么感觉干部提拔错了

担任组织部长6年，巴书记作为顶头上司，胡部长只跟随巴书记出过屈指可数的几趟差，主要是出席上级党委庆七一表彰大会、党内主题活动动员大会。巴局长实在太忙，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经营生产上。作为干部（人事）部长，老胡跟巴局长打交道的时间只有3个月，仅有过一次共同出差的机会，对某处领导班子考核考察。考察中反映几个副处长状态不好。在返程的汽车上，巴书记自言自语：“没有提职之前，这几个家伙表现都不错，项目管理得好好的；提职之后，都他妈的表现不行，工作找不到北了。”巴书记给老胡留下一个此后10年苦苦思索的命题，起初是干部（人事）部长的职责所系，以后是习惯使然。

为什么之前表现不错的人，提职之后表现不行了呢？老胡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发现，是我们选人任人的标准出了问题。道理想明白了，老胡已经离开干部（人事）部，不但没有改变做法的用武之地，而且连作为问题提出来的勇气都没有了。随着企业经营生产形势越来越差，项目盈利哀鸿一片，亏损面亏损额越来越大，盈利项目越来越难找，干部考察随之变得越来越简单化了——谁干的项目盈利，就奖励提拔谁，已然成了上下一致的共同呼声，直接把干部任用当作奖励看待了。盈利项目多的时候，推荐人选还比较分散。当一个单位只剩下一个项目盈利给处机关交钱帮大家开了工资，推荐人选高度一致：“就应该提拔重用盈利的项目经理。”甚至连专司对外经营的总经济师岗位，大家也推荐一位性格内向的项目经理充任。这时候再说提拔任用干部要注重个人性格和发展潜力，就太不合时宜了，无异于与众人为敌。

反思我们的选人用人标准，我们秉承一贯的做法是，谁的项目管理得好就提拔任用谁，或者谁的技术水平高就提拔任用谁，结果有的人当上了局领导还跟下属比技术。环视我们周围的领导干部，鲜有不懂项目管理、不懂工程技术的，说到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头头是道，一旦谈到战略管理、人际交往，则明显弱智低能。一代一代传承接力，选拔任用的多是同一种类型的管理专家、技术专家。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同时性格偏内向、气质偏内秀、格局偏小，这是我们领袖人才难找的根源所在。

并不是没有人看到我们一贯做法的弊病。有人曾经说过：在我们这种企业里，当个项目经理不懂技术恐怕不行，当个上千人的工程处长多少懂点技术可能也有好处，但是当个万余人的局长懂得技术越多越专业越不是好事。举例说明，华为的任正非并不懂技术。颇有几分道理。局领导就该想该做局领导该想该做的事情，不该再与下属比技能。“领导”与“管理”是有区别的。越是高层的领导，做人的能力要大于做事的能力。我们的某些局领导其实算不得领导，只能算是管理者而已。

不同岗位层次，对人的性格、气质、格局要求不同。有的人适合搞项目管理，有的人适合从事具体的技术工作，他们不善长与人打交道，不适合领域更大、幅度更宽的沟通协调工作。相反，确有一些人是天生做领导的材料，他们的性格、气质、格局适合当领导，擅长做面上的沟通协调工作，擅长与人打交道，不擅长做具体的管理或技术工作。选拔任用处长和局长的标准，应该不同于选拔任用项目经理的标准。干部考察任用，既要看过往业绩，还要看发展潜质，要重视个人性格，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不能搞“一刀切”。

有个奇怪的历史现象，能人总是扎堆出现的。公元前6-4世纪，在地球上的不同位置，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伟大的圣贤，几乎同时登场。始于明代的所谓唐宋散文八大家，除了唐代的柳宗元、韩愈，宋代6个，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出在宋仁宗朝。

世界如此，国家如此，企业也如此。单局长、斯局长、武局长、陆局长时期，尽管难免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企业的整体经济形势是好的，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而且人才辈出。建局45年来，获得的唯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诞生于单局长时期，一直陈列在局展览馆的显著位置。享誉全国，担任过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谢大师，成长成名于单局长和斯局长时期。不但当时的局长们个个了得，武局长担任局长2年半以后，调任铁道部某铁路建设指挥长，曾经的兄弟局长给他当副手，对各工程局长吆五喝六，各工程局长在武局长面前点头哈腰。而且党委书记们也了得，与陆局长搭班子的党委L书记，后来当过两家央企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是建局历史上出过的最大官。

繁华过后是平淡。自建局35年8月巴局长出事以后，此后长达10年时间，再无核心和权威人物。企业就像一条随波逐流的船，漂向何方漂多快，全由洋流和季风决定。之后局领导们的故事，像是一部粗制滥造的武打片，真刀实枪赤膊上阵的打斗场面不断，热闹有余，谋略不足，缺乏技术含量。在某个时间段看似有核心，有时候好像是董事长或者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有时候好像是总经理。最高权力机构，党委常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监事会4个会议合并一起开，这样的会议主持人应该是核心人物了吧？其实也未必。无论是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作为核心人物，还是总经理作为实际的核心人物，都属于“三缺”干部。什么人适合做“一把手”？老胡以武局长、陆局长、巴局长作为参照，以为三样东西很重要——外交、思路、手段。三样都有的最好，一两样突出的也不错，三样全缺失的不是称职的“一把手”。

从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的规律来看，后代君王均不如他们的祖先厉害，所以任何朝代最后都会走向衰亡。巴局长好像一道分水岭，之后局领导陷入集体平庸，再也见不到武局长那般高超的外交和手段，再也见不到陆局长那般深邃的思想和谋略。中国有句俗语，如果说两个人的本事悬殊过大，一个人根本不配与另一个人相提并论时，便说某人给某人“连提鞋都不配”，有时也说成“只配提鞋”。意思是某人本事太小，在能人面前只配做些用手指或者鞋拔子帮能人把鞋子后帮提到脚踝这类的小事情。当年给武局长松裤腰带、替武局长摸出鸡鸡小便的人，后来都当上了局领导甚至主要领导。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于是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江河日下，全面滑向衰落。分析原因，还是出在“三缺”上：一缺外交。性格腼腆，对外沟通畏畏缩缩，年年中标难，年底了靠东拼西凑勉强完成任务。中不了好标，企业发展受到外部“天花板”阻隔。二缺思路。担任主要领导七八年时间，没有一项够得上档次的创新性举措，全是“萧规曹随”按惯例行事，企业管理受到内部“创新瓶颈”限制。三缺手段。缺少“一把手”的霸气，亏损越来越严重，风气越来越坏，副局长们个个逍遥自在等着看主要领导的热闹和笑话，心慈手软当好人不愿得罪人，最后连“萧规曹随”也丢掉了，价值判断的是非都不讲了。

如何诞生了这样的领导呢？内部繁衍生息、近亲繁殖、封闭的文化传统造就的。从过去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干部性格的考察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做得很不好。管理企业跟带兵打仗一样的道理。军事长官就得有股子敢闯敢试敢打敢拼的劲儿，不循规蹈矩，才能带出嗷嗷叫的队伍。企业“一把手”性格拘谨，胆小怕事，凡事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企业肯定搞不好。市场经济是外交经济，没有外交就没有对外经营成果。对于“一把手”来说，沟通能力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既要有霹雳手段，还要有亲和力。有亲和力，才有人跟他亲近，才会跟他讲真心话，跟他一条心。不苟言笑，时常一副正襟危坐拒人于千里之外表情的人，适合搞技术研究。上级组织不要乱点鸳鸯谱，否则害人害己。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们并不缺人才，缺的是领袖。

建局39年12月，在号称黄埔一期，全局第一期处职干部领导力提升研修班期间，工会胡副主席思想开小差，写过一篇日记——“我们的处长也就相当于部队的排长。”提升研修班取得圆满成功，主办部门总结概括经验若干条，学员们纷纷表示学到了新知识、增长了新本领。老胡作为学员之一，冷眼旁观我们干部队伍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五小五差”：一是气量小，品德差——内心狂悖，本质懦弱。第一期培训班面对的多是所属单位主要领导，主办部门担心管不住这些封疆大吏们，制定了异常严格的考核办法。面对矫枉过正过于苛刻的考核办法，没人敢正面向班主任提出异议，有的只是私下里的骂骂咧咧，以及微信群里的牢骚怨气。二是气度小，品格差——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外聘专家授课，没有稿子，一杯清茶，侃侃而谈仨小时。课后某项目经理迫不及待地说，如果让我讲项目管理，也可以不用稿子讲一个上午，立即遭到几个人反感：“你讲谁听？除非你是局长，官大没人敢说话。”三是气节小，品性差——狭隘自私，斤斤计较。根据考核办法，每天要对学员表现进行小组互评打分，每人只能投3张优秀票。不等组长开口，即刻有人抢先提议，按照座位顺时针方向各投3张优秀票，结果是最终每个人的优秀票都是一样的，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四是气势小，品质差——眼高手低，外强中干。面对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面对小组研讨汇报课题，都想当动嘴的君子，没人愿当动手的小人，官不大僚不小，表面理由是没带电脑，或者干脆说写东西非我善长，实质是提笔写文章动手做事情的能力差，身为处级干部不会写东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五是气质小，品行差——不懂礼貌，缺乏修养。老师刚刚讲过要聚集问题一次一个角度地思考讨论问题，刚刚讲过“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讲话的权利”（伏尔泰名言），可是一到小组讨论，便无绅士风度跳跃思维你说东他说西胡乱插言，甚至武断否定他人建议，讨论变成了争吵。当别人都停下来静听他“不破不立、立在其中”，请说出你的具体办法时，又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全局1.5万人，在岗1.3万余人，正副处级干部300多名，平均一个处级干部管理职工40人。40人按照部队编制就是一个加强排的人数，远够不上一个连的人数，这样的人群比例产生的干部名实不符，好处在于满足了我们干部的虚荣心——论级别我跟县长一般大。一个县多少人？大的百万人，小的几十万至少几万人。这样一想就轻松了，以部队排长为参照，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还是可以的，别太求全责备了。这样的队伍必须在强有力领袖人物的率领下才能形成战斗力。

就是这样的队伍，我们一样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建局41年9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局劳模疗修养培训班上，工会胡副主席表扬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项目经理书记们，上流社会的王公贵族我们敢打交道，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我们也会打交道。西装革履，可以见他国总理总统，在座的×××老总见过几国总统。脱下西装穿上工装，在征地拆迁中，与乡镇长村主任土皇帝甚至流氓地痞无赖，我们可以称兄道弟。逢人说人话办人事，见鬼说鬼话办鬼事，我们都在行。这是我们的生存环境造就的，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可以做下里巴人的事，也可以做阳春白雪的事。”评价是由衷的，那个场合必须说这样的话。

（待续）